文 | 医线Insight，作者丨张小漫
十年前，PD-1/PD-L1抑制剂为治疗打开了全新的大门。
它如同解锁免疫系统的关键钥匙，解除了免疫细胞的“刹车”机制，也开启了全球创新药行业的财富新纪元。
“K药”“O药”年销售额突破数百亿美元，中国第一代生物科技企业也借着这股浪潮，完成了在全球医药舞台的集体亮相。
但没有任何一场浪潮能够永远奔涌。
如今，PD-1的发展瓶颈已清晰显现：临床层面，单药治疗的响应率遭遇天花板；商业层面，入局者持续增多，价格战不断升级。
曾经的“抗癌神药”，正逐渐沦为肿瘤治疗体系中的基础用药。
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当PD-1这张“旧船票”逐渐失效，谁能拿到肿瘤治疗下一个十年的入场券？
答案已在跨国药企的全球并购与布局中浮出水面：双特异性抗体、三特异性抗体，以及T细胞衔接器（TCE），正成为新一轮行业竞赛的核心赛道。
这类药物不再局限于单一靶点的线性突破，而是试图在单个分子内实现多重免疫调节。据灼识咨询预测，全球肿瘤药物市场规模将从2024年的2621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7249亿美元。
数据来源：灼识咨询
面对超过4000亿美元的市场增量，产业界追寻的并非下一个“PD-1”，而是一套全新的肿瘤治疗底层逻辑。
神药退潮： PD-1坠入价格战深水区
要理解双抗与多特异性抗体为何突然成为行业焦点，必须先看清单抗赛道的现实困境——其压力并非来自单一环节，而是临床与商业两端的双重挤压。
首先，临床端的瓶颈早已凸显。
单一PD-1抑制剂在多数实体瘤中的客观缓解率（ORR）仅为20%-30%，大量患者存在原发性或继发性耐药问题。
尤其是肠癌、胰腺癌这类缺乏免疫细胞浸润的“冷肿瘤”，单靶点药物往往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其次，商业端的竞争则已进入白热化的红海阶段。
以肝细胞癌（HCC）系统性治疗为例，全球已有超10款PD-1抑制剂获批上市，跨国药企与恒瑞医药、百济神州、信达生物、君实生物等国产企业同台竞技；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领域，也有5款PD-1产品展开正面交锋。
数据来源：各公司官方微信公号及互联网公开信息
当一条赛道涌入十余家重量级玩家，技术溢价便会被迅速稀释。
创新药行业由此被推入国家医保谈判与药品集中采购“以价换量”的深水区，价格下跌不再是偶然的市场波动，而是行业结构变革下的必然趋势。
财务数据最能直观反映这种压力。受医保控费与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多款核心单抗产品价格大幅下滑，某款已实现商业化的单抗产品，平均售价在一年内从2022.1元降至1786.1元。
这便是单抗时代的“中年危机”：疗效上，天花板尚未被有效突破；商业上，利润空间已被竞争与控费持续压缩。
对企业而言，研发新一代分子药物，早已不只是追求科学突破的雄心，更是关乎生存的必然选择。
双抗接棒： 成为肿瘤治疗新核心
如果说PD-1单抗的核心作用是为免疫系统“松开刹车”，那么双特异性抗体的目标，是在松刹车的同时，为免疫细胞打通进攻肿瘤的“道路”。
它并非两种单抗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对免疫反应进行了重新设计。
PD-1/VEGF双抗是这一技术路线中最受关注的方向。
过去，临床常采用“PD-1单抗+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的联合用药方案；而双抗将这两个作用整合进同一个分子：一端通过抗VEGF抑制肿瘤血管生成，促使肿瘤微环境中的血管正常化，同时减少免疫抑制因素；另一端通过抗PD-1解除肿瘤的免疫逃逸，让T细胞能够更高效地进入肿瘤组织发挥作用。
这也是（NSCLC）成为检验双抗临床潜力关键战场的原因。
事实上，双抗取代单抗的行业拐点已经到来。
业界对双抗的信心，源于近两年一场决定性的临床对决：以康方生物为代表的国产企业研发的PD-1/VEGF双抗，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三期临床试验中，首次在头对头较量中击败了称霸行业十年的K药。
这一标志性胜利，在2026年的肿瘤学界确立了全新共识：双抗不再是单抗耐药后的替补方案，而是能够实质性接管一线治疗、改写临床指南的新金标准。
在这一共识的推动下，后续企业正通过更优化的分子设计，冲击更高的疗效天花板。
以神州细胞披露的PD-1/VEGF双抗候选药物SCTB14为例，在既往未接受过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三线及以上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该药物单药治疗实现了44%的客观缓解率、6.9个月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以及88%的10个月总生存率；在TPS≥10%的一线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SCTB14的确认客观缓解率达65%，疾病控制率为100%，12个月总生存率达82%。
由此可见，双抗的价值远不止“增加一个靶点”。
它真正重构了肿瘤治疗的底层逻辑：过去，单抗是治疗平台，联合用药只是补充手段；如今，多靶点协同作用已被直接内置到分子设计之中。
若这一趋势持续得到临床数据验证，双抗有望在多个实体瘤治疗中从补充选项升级为核心方案，成为下一代肿瘤治疗的基础底座。
三抗突破： 挺进免疫治疗无人区
双抗已经为肿瘤治疗打开了新的大门，但最难攻克的肿瘤难题，仍藏在更深的领域。
结直肠癌、胰腺导管腺癌、胆道癌等“冷肿瘤”，长期以来对免疫治疗响应不佳。其原因不仅在于肿瘤组织中免疫细胞数量稀少，更在于肿瘤微环境中存在着复杂的免疫抑制网络。
其中，TGF-β等免疫抑制配体如同一层“防护罩”，不仅阻挡免疫细胞靠近肿瘤，还可能导致患者对血管生成抑制剂和免疫疗法产生双重耐药。
要突破这层屏障，单一靶点远远不够，双靶点也未必能完全奏效。
在此背景下，三特异性抗体被推上了行业前沿。
神州细胞研发的PD-1/VEGF/TGFβRII三特异性抗体SCTB41，正是这一研发思路的典型代表。
它同时整合了三种功能：PD-1负责解除免疫刹车，VEGF负责切断肿瘤血管并阻断相关免疫抑制通路，TGFβRII则用于突破更深层的免疫屏障。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类三抗在结直肠癌、胆道癌、胰腺导管腺癌等极难治疗的“冷肿瘤”二线及以上患者中，展现出了初步的突破性疗效。
在入组患者中，54%既往接受过免疫治疗，SCTB41仍取得了22%的未确认客观缓解率（uORR）和81%的未确认疾病控制率（uDCR）；即便在PD-L1表达极低（TPS<1%）的“免疫荒漠”人群中，其客观缓解率也达到38%，疾病控制率达88%。
这组数据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出了最终的治疗答案，而在于它证明了抗体工程技术正从“单靶点阻断”迈向“多靶点精准调控”。
未来的行业竞争，或许不再是谁能率先发现一个新靶点，而是谁能将多个靶点整合为一个稳定、高效且可规模化生产的分子系统。
TCE跨界： 从抗癌利器到自免治疗新希望
如果说三抗代表着对肿瘤微环境的“精细化作战”，那么T细胞衔接器（TCE）则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治疗方式。
以CD20/CD3TCE（T细胞衔接双特异性抗体）为例，其作用机制如同搭建一座桥梁：一端特异性结合致病B细胞，另一端招募人体自身的T细胞，迫使二者近距离接触，从而实现T细胞对致病细胞的精准杀伤。
这一机制原本是血液瘤治疗领域的“杀手锏”。
数据显示，一款CD20/CD3TCE（SCTB35）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滤泡性淋巴瘤（FL）、套细胞淋巴瘤（MCL）的目标剂量组中，均实现了100%的未确认客观缓解率。
截至2026年5月，全球已有5款CD20/CD3TCE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已批准3款：罗氏的莫妥珠单抗（商品名：Glofix/Columvi），用于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2024年12月获批）；艾伯维与Genmab联合研发的艾可瑞妥单抗（商品名：Epkinly），用于复发/难治性滤泡性淋巴瘤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2026年5月中国获批）；罗氏的格菲妥单抗，用于复发/难治性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2023年11月中国获批）。
数据来源：互联网公开信息
而TCE技术更大的想象空间，在于其跨界应用。
目前，该技术正被拓展至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等自身免疫疾病的治疗领域。
系统性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具有复发率高、治疗难度大的特点。与传统单抗相比，TCE的潜在优势在于，它能更直接、更高效地清除产生自身抗体的致病性B细胞，还可能促进免疫记忆的形成，从而降低疾病复发风险。
在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Ib期临床试验中，部分患者在极低剂量下单次给药后，外周血B细胞便迅速减少至“近乎完全耗竭”的状态，且该低水平状态可持续长达24周；在接受不同剂量治疗的全部30名患者中，第4周的整体PGA应答率（医生整体评估应答率）达到100%，第24周的平均SLEDAI（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活动指数）应答率达71%。
这正是资本与产业界同时关注TCE的核心原因。
据预测，全球免疫及炎症（I&I）药物市场规模将在2035年达到4124亿美元。
数据来源：灼识咨询
将重定向免疫的抗癌技术迁移至千亿级的自免赛道，有望成为未来5—10年诞生“超级重磅炸弹”药物的重要方向。
决胜关键： 藏在生产车间里的护城河
然而，分子结构越复杂，行业竞争就越不只是一场科学层面的较量。
双抗、三抗与TCE描绘了美好的临床蓝图，但真正决定它们能否实现商业转化的，往往是看不见的生产车间。
多特异性抗体的研发，本质上是一门极限工程学。
将两种、三种不同功能的抗体结构整合进同一个分子，极易出现轻重链错配、蛋白质聚合、表达量低下等问题。
一个分子在实验室论文和商业路演中或许表现完美，但如果量产成本高于市场可接受的价格，它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商业化产品。
这意味着，单抗时代盛行的轻资产运营逻辑，在多特异性抗体时代已不再完全适用。
尤其是近年来，海外《生物安全法案》等地缘政治因素发酵，全球医药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刻重构。高度依赖外部单一CXO代工的轻资产模式，其合规风险与供应链脆弱性已充分暴露。
未来，庞大且自主可控的产能储备、完整连贯的底层生产工艺，以及内化的供应链体系，将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底座。
因此，谁能通过创新工艺，将多抗的细胞表达量提升至与单抗相当的水平（如5g/L以上），并将生产成本压缩至行业领先水平，谁就能在国内严苛的医保控费环境与复杂的全球化出海竞争中，掌握绝对的主动权。
这也给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下一个十年，创新药企业不能只擅长讲述分子故事。
谁能将复杂的分子设计稳定量产，并把成本控制在可商业化的区间内，谁才能真正构建起难以复制的护城河。
回顾过去十年，快速跟随（Fast-follow）曾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
彼时市场增量充足，海外靶点验证清晰，国内企业只要速度够快、执行力够强，就能在PD-1等赛道占据一席之地。
但随着同类药物大规模涌入，医保控费持续深化，单纯跟随带来的红利已彻底消失。
全新的行业竞争逻辑已然形成：前端要敢于投身同类首创（First-in-class）和同类最佳（Best-in-class）的全球竞争；后端要具备强大的生产制造体系与成本控制能力，将科学设想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产品。
回到最初的问题：PD-1之后，谁能拿到下一张船票？
答案或许属于那些“六边形战士”——既能在前沿机制上突破临床疗效的天花板，又能凭借先进的制造平台守住成本的底线。
毫无疑问，双抗、三抗与TCE并非肿瘤治疗的终点，但它们已然清晰地指明了中国生物科技企业下一段航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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